我去年从学校毕业之后，就变成了无业游民，换言之就是屌丝，屌丝就屌丝吧，虽然日子过得不尽我意，有时也蛮难的，但“游民”二字对我的吸引力一直不衰。
如果我有钱，我一定做个正牌的无业游民，说走就走，说留就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好！我所出生的地方是江西的一个小城市，无论从哪一点上来说，这个城市都是很无聊的，但它却是个交通枢纽，在我不多的幼年的记忆里，就留下了对火车站的印象，火车自四面八方来又往四面八方去，从车站走出来的人群熙熙攘攘，衣着的款式，大包小包的形状和色彩，人们的面孔，都是陌生的。
有一年的威尼斯双年展，策展的主题是“游牧”，游牧和游民也差不多是一回事。我当时想，欧美都已经后现代很久了，还“游牧”什么呢？转念想，觉得还是自己的不是，游牧的主题当然不是指驱牛赶羊地四处找绿草嫩草吃，而是指别的，比如说，“精神性”的游牧。
我喜欢在写作中的变化，还谈不上是风格的变化，而是接二连三出现的未知感，对它我爱恨交加，但其实我更喜欢它，说白了，未知感是唯一的让我创作的动力。
我写的仅有的几篇小说，包括《奔丧》，都是第一人称。这点不稀罕，现代小说之前就有人用了，譬如欧洲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，用的就是第一人称。这是一种“设置”，在这设置里面，作者必须直对自己，在持续的与自己的独白或“纠缠”中，发现自己当中的“自己”，换句话说就是许多的“我”。这个“我”有时是屌丝，有时是洗发女，有时是警察，有时是当官的，等等，歌德说“代人生活”，估计就是这个意思，在“代人”的体验中，不断获得新鲜感。
我的专业是美术，因而就本能上说，我“看”的多，想的少，属于思想比较懒惰的一类，很多时候反应要比别人慢，但我的眼睛是敏感的，它会替我记下不少东西，对这些东西呢，尽管当时我不能立刻理解，但却一点也不妨碍我的眼睛把它们收入视网膜，存入记忆，日子久了，当我竟然聪明起来的时候，记忆里面的那些“不明之物”忽然对我探头探脑，吵吵嚷嚷，纷纷告诉我，我在这呢，我在这呢，于是我笔底下的东西便不由自主地多了起来，丰富了起来，我呢，真的满怀感恩之情。视觉的选择性，记忆的耐性，现在想来，它们都别有深意。
如果说《奔丧》里的很多文字描写多半来自于我的视觉记忆，可是写着写着，你，我，他之间的界限就渐渐模糊了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在写之前，我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写好，听天由命，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语言好比夜行灯，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走夜路，照亮一段走一段，再照亮一段，再走一段。就像草原上的那些牧民，谁会知道他们明天要去哪里安家呢，他们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：天地是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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